该书以权利义务为基本范畴来构建法理学知识体系，展现了一种分析法律现象的新思维。

2．构建法学学术体系 法学学术体系,包括法学知识体系和法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法学领域如何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指出：对世界上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要积极吸收借鉴，也要加以甄别，有选择地吸收和转化，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

理论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的法学体系，必须对现存法学体系的优势与短板有清醒的认识。知识体系的构建使得以宪法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法律体系及其各个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规范、基本制度、基本原则的知识系统化、体系化，这是通过法律解释学或法教义学完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解决三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其中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

这些重要思想和决策部署必将对我国法学教材体系、学科体系建设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曾引用拿破仑的一句名言，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徐显明：恩格斯还用过康德那句话，任何人不能成为其他人的手段。

罗马法学的复兴实际上就是权利法学的复兴。二是法学研究成果量大质低。这就是中国法理学必须解决的如何接纳、认同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现在这个教学方法跟不上。

张文显：这次评选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都要写真名真姓。我们遇到的主要批评就是义务重心说。

而且这种现象仍在加剧。第一，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通过率将来应作为评价法学院校的重要标准。你的幸福和我的幸福肯定不一样。例如，以民法为代表的私法主要表现为确认权利，而刑法则主要表现为确定义务，这是技术问题。

一个人如果太复杂，太世俗，做不成大事。我们要注意继承和扬弃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华法系我们要取其精华。制定一部伟大的民法典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在我国都尚处于形成之中，几个条件都跟法理学未来的命运紧密相关：第一，民法代表了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观念，平等、契约自由以及对权利的尊重、私权的神圣性，它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这些基本价值是不分政治体制的，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不仅是我们，那一代人思想与学术研究基本上没什么禁区，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真理，为了振兴中华。

五、三剑客的学术情怀和对年轻人的期望 徐雨衡：三剑客创造了新法理、新法学。法学教育在今天，我们在座的几位可以说都是改革的推动者，甚至可以说是改革的设计者。

那个年代，整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比现在要向上得多。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学和法理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的主要载体是教材。

经过日积月累，就感觉视野开阔，尤其是一些名教授谈他们如何治学、如何观察问题、如何深入研究一些问题，受到的启发远远超过课堂。大多数学者仍然习惯于从逻辑推演式研究，有些研究甚至还停留于堆砌、罗列各种各样的观点、结论，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推理、论证、分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义务是重刑的。中国法治的发展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四个小阶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的会议上讲到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第一次就是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他讲到我们要构建话语权，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提升我们的话语权，那么话语权的基础在于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在这里，我想提三个一百年。

它必将引起法学界对这个问题的重新关注。第三次是2016年年底，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有专门一部分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

法国从大革命到现在，发布的法律是60部左右。他们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们在法学中的功夫并不深，但在别的领域里可能有精深的研究。

然后就从权利义务开始思考，比如责任。老师对教学的投入也是问题。

博洛尼亚大学建的第二个学科是医学，建的第三个学科是神学。理论的勇气意味着，为了真理狭路相逢敢于亮剑，泰山崩而色不变，麋鹿起而眼不瞬。对于一个博士生，我们不知道他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规范如何，我们这时候要求他的导师写一个500字左右的客观评价附在论文后面和论文一并刊发出来，并且附导师手写签名。五是对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缺乏正确梳理和继承，有的学者喜欢用西方话语、西方模式格式化我国法学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或者胡乱地解读中国法律与中国法学，未能将我国的传统法治思想融入法律体系完善和法治体系的构建中。

张文显：我赞成密尔《论自由》中自由的基本原则：个人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和社会公益，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也不得对之干涉。司法的权威现在建立起来了吗？也没有。

第二次是去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核心部分讲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总书记为什么提出来要一体建设，要共同推进？法治不能碎片化，法治一定要有顶层设计，要一体推进，要共同建设，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分开，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徐雨衡：关于学术评价体系，三位老师如何看？ 郑成良：学术评价有不同层次的区分，主要有这么几种：一是人才称号的评价。因此很多人宁可不要自由，而都希望有人为我做主。

这个制度实施后，评价方式、评价标准、评价主体都会发生变化。但它还是为权利服务的，即为那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掌握统治权的统治者特权服务的。从现在来看，美国这些著名的法学院出现了相同的危机。一个未经过理性启蒙的人，自由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张文显：另外我也补充一点。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回应的文章，题目是《权利本位说》，后来大概十几个作者写了几十篇相关文章。

终于等到秦灭六国，还有徐福东渡，试图征服日本。到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你研究生毕业，然后到北大进修，接着出国。

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的法学很难繁荣。对国际与外国的关注，只是作为参照，没有研究外国问题而成为这个国家具代表性的法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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